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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杭州6月15日电（记者魏一骏）初夏的江南进入梅雨季，杭州溽热的天气与大约3000公里外的西北敦煌迥异，但这两座遥隔山水、看似毫不相及的城市却因为一个人被联系在了一起。
她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。1938年，祖籍杭州的樊锦诗出生在北京，自1963年大学毕业后，她便开始了与莫高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守。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，莫高窟在1987年成为中国首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，并逐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全球典范。
经历过承受了战乱和病痛的年少时期，1958年樊锦诗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。大学时期，老师宿白的一番话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中：一二十年后，谁能沉得下心，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；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。
樊锦诗与敦煌，初次结缘于1962年的毕业实习。尽管当时因为强烈水土不服而提前结束实习，但她总是说“敦煌是我的宿命”。
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，因为没有现代交通工具，从莫高窟去一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路。研究人员住土房、喝咸水，还要在洞窟里进行临摹壁画、保护修复、研究文献等工作，条件非常艰苦。
“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过、没有动摇过，那是假话。敦煌和北京、上海相比，确实是两个世界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感到孤独。”樊锦诗说，“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，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。”
20世纪初，藏有5万余件中古时期写本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，随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牵动了学术界乃至全民族的神经，甚至有人说，“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”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常书鸿、段文杰等老一辈敦煌人筚路蓝缕，砥砺前行。经过数十年的耕耘，我国学者在敦煌历史、语言文字、文学、考古、艺术、宗教、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，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外国”的局面已经被彻底扭转。
樊锦诗曾说过：“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，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，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。”她这种“择一事、终一生”的精神不断激励着一代代学者。
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党支部书记、研究馆员王东依然清晰记得8年前初入敦煌研究院的情景，“樊院长讲述老一辈敦煌人的研究历程让我热泪盈眶，正是他们坚守初心的指引，让我深深理解了‘坚守大漠、甘于奉献、勇于担当、开拓进取’的莫高精神的内核。”
“在樊锦诗身上，我看到的是信仰的光芒，作为敦煌学专业的学生，我将秉承莫高精神，潜心学术，推动学科不断发展，为学术研究的进步积极贡献青年一代的力量。”浙江大学古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段锦云说。